它豈只是第一堂課,而是非上不可的!

    在一般對於「知識」的常識性討論中,有所謂「book smart」和「street smart」之區別;在較深層的意義上,前者重視某種知識之內在嚴謹或效度,而後者強調此種知識來自實際生活和貼近現實。由這裏讓我們追索到知識背後所依據的哲學假定,也就是所謂的「本體論」(ontology)和「知識論」(epistemology)問題上。這本由蔡敦浩、劉育忠和王慧蘭三位教授所編著<敘說探究的第一堂課>之最基本貢獻,就是並不將「敘說探究」當做是一種研究程序或方法來討論,而是帶領讀者自其背後的哲學層次瞭解這一研究方法的存在意義和使用價值。在全書十一章中,從第一章到第四章,幾乎以全書超過三分之一的篇幅用於自質性研究的知識論傳統以探討敘說探究的意義和多重指涉,這對於有志於了解和利用這種
方法的學者而言,是十分重要和有意義的。譬如在本書第四章中追述,敘說探究的哲學根源,並不是如「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理論傳統上,建構在由Auguste Comte 或John Stuart Mill 所倡導的,將科學界定為「追求放諸四海皆準的定律,將現象抽象化為個別的變項,尋找或建立變項間的邏輯關係」;反之,敘說探究所追求的,「不在定律的發現,而是在意義的追尋」,企圖透過「會話」(discourse),賦予社會現象或行動以某種意義。
    在此所反映的,也就是「質性研究」的傳統,包括有「知識論」中所稱「自然主義的」(naturalistic)「完整的」(holistic),「獨特的」idiographic)以及「詮釋性的」(interpretative)這些特色;其背後更可追溯到「本體論」中對於世界採取一種「相對主義」(reletivizm)的假定。在這假定下,事實的真假並不重要,重要的在於行為者內在之意涵與動機。在這種基礎上,敘述探究做為質性研究之一種重要蒐集資料方法,誠如書中所說,研究者並非單純地將其用於資料蒐集──做到量化研究中所重視的客觀與中立──而是以研究者個人的經驗和研究對象對話,如此所獲致的乃是他和受訪者共同創造的經驗。
    同時,此種探究結果也不必求其具有「放諸四海而皆準,俟之百世而不惑」的「普遍性」。因此這種研究方法下的所謂「外部效度」,乃建立在不同事件在情景上之「相似性」(similarity)或「可比較性」(comparability)之前提上,而非普遍地適用性。多年以來,管理學者所從事之學術研究,無可諱言地,深受自然科學研究傳統之影響,以量化研究為主流。本來量化與質性兩種研究方法孰優孰劣之論辯,自一九八○年代以後己漸消退;重點在於所研究問題與對象之性質以何種研究方法為適宜。也許在管理領域內有部份屬於物或機械系統性質的研究,採量化研究有其理由。但隨著管理之重心已自物轉變為以人的行為為中心,有關人群、組織、價值、熱情、創新層次的問題,確非量化研究所能著力。這說明了何以近來質性研究愈趨普遍而獲重視之理由。
    目前本書之問世,就「敘述探究」此一重要質性研究方法,提供一深入淺出而脈絡分明的指引,個人拜讀之餘,不勝興奮,藉此謹就所知以為附驥,略表誠心感佩與推介之意。

許士軍
元智大學講座教授暨校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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